最关键的，政府应该追究那些事情的源头，从根本上治理，而非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比如“三农 问题”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却是政府的权力太大，民众权力太少，弱势者权力最小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，而是增进民权，也就是变革权力结构，就像 阿玛蒂亚·森所讲的，给民众更多的自由意味着实现更好的发展，而未必非要通过“二次分配”来实现所谓公平分配。
比如，为什么目前中国的消费与投资、外贸失衡？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。然而，背后却 有其政治体制的因素。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谈到“十五计划”期间，中国GDP增长了57.3%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8.3%，农村居民纯收入 只增长了29.2%，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1.36倍。很显然，此间政府收入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，而居民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GDP增 长，更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。可见，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，强制性收入增长太快，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内需不足，中国企业被 迫通过外贸来解决市场出路。
至于老百姓看不起病、上不起学、买不起房这些问题近年来被批评为市场化的失败，其实是政府在住房、教育以及医疗资源（市场性的与公共性的）供给上的不足，其背后则是公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足，也就是说是民权不足才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足。
在所有的弱势群体中农民最穷，则是因为农民离权力的中心最远。试问，农民如果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利，“三农问题”还会如此严重吗？所以，与其说农民太穷，不如说农民太缺乏权利。与其给农民减税，不如给农民更多的自治权利。
一个荒谬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形成：以权力为中心，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。 2000年以来，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就是权力者及其亲属、权力法定的国有垄断部门群体、与权力结盟的资本代表（如房地产商）。可笑的是，这种荒谬的经 济现象却被一些学者解读成经济增长的方法。
——摘自 苏小和博客 《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》
由此也可见为何每年公务员的报考如此火热，没办法，朝廷的俸禄就是好啊。
校内上另外一篇关于邓的文章，分析了邓对于中国发展的几个贡献，也颇有道理。
第一是给予了农村包产到户制度的合法承认。极大刺激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提高了产量，弃绝了理想主义的“大锅饭”制度。
第二是肯定了早起一些企业家的自主创业，不再把雇佣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一棒子打死，而是冷眼观之，看其发展态势，学习积累有用的经验并推而广之。
第三就是开放了市场，让这只无形的手在社会主义（的幌子）下代替政府来调节市场走向。
从中可以看出，邓的高明之处是不再像原先毛的主义，不管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全部都一棒子打死，谁要搞老子就把谁搞进监狱，不再是唯**主义独尊，而是开发了一种新的“实用主义”，一笼子的猫都放出去，哪知猫能抓住老鼠，又抓得快的，哪知就是好猫，就是可以着重培养的对象。显然，这是更reasonable的作法。
人类该是无法预知未来的，**主义这种理想的设想，就像王朔说的，看上去很美好。现在需要的，就是一边发展一边改进吧。
参考文献：
周其仁——在芝加哥大学“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”上的发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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